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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，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认为，能给村民发钱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实惠，村民的确富起来了。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，成立合作社入股分红，在当地来看是可行的，但是如果放在其他地方，这个就不好说了，其他地方能不能复制这种模式，还要继续观察、研究，需要特别谨慎。 为建设村能走出“农户+合作社+农户”的土地流转新模式而叫好。
“叫好”的同时，一定要看到这则巨额“分红新闻”背后隐藏的隐忧。随着城镇化、产业化发展过程中，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农村每到年底都有分红，有的可能比建设村1300万要多得多，只是没有被媒体曝光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对吸引眼球的这则“分红新闻”的认识，不能只停留在数字上、看热闹上、羡慕上，而要看到这则新闻背后一个巨大的命题——在城镇化过程中，如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。
解决中国农民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。像凉山州建设村这样，把土地通过流转集约化经营，农民入股建立合作社，一是农民没有离开土地；二是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效益；三是减少了农民分散经营的风险。这当然是好事，因为不仅解决了农民生存问题，而且还解决了未来的发展问题。的确不失为一条好路子。因此，这种分红的路子更值得去学习、去效仿。
但是当下，同样是农民，同样是土地问题，“一锤子”或者“几锤子”买卖的土地分红现象，务必要引起重视。因为，这种做法隐患无穷。
南方某省，要建一个特大型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，占用了大量的良田肥地，当时的做法是给占用了田地的村屯一次性补偿，村民再根据各家所占的面积分红，也没有新开垦的土地补偿。可以想象，九十年代初，有些人就分到四五万元，甚至把户口“农转非”。这一下，有的村民一下子变成“金凤凰”，腰缠几万元，买了摩托车、BB机，每天吃喝玩乐，游手好闲，更离谱的是有的甚至将当年在农村的糟糠之妻都不要了。没想到，这样的好日子不长，分红补偿来的钱花完了，土地也没有了，几年的晃荡也没有学到什么新的生存技能。接下来的日子就天天上访，从村到镇，从镇到县，从县到市，从市到省，一级一级甚至到北京。好多年下来没有间断，由于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当地政府为此异常苦恼，尽管耗费了不少人财物力，但直到现在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这样的例子其实绝非少数。很多靠“土地财政”发展的地方，一些村子几乎借发展之势卖光了土地。没有看到未来隐忧的一些村民，因每年能坐享红利，一时日子过得很自在，有的还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气。当地的干部受政绩观影响，“先做大了财政再说”。我们试想，这些村民一旦土地卖光了，分红用完了，当地产业如果没有发展起来，就业问题没解决，别说发展问题，连养家糊口都难。其实，这样的例子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生。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看待任何问题，都要一分为二，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同样是分红，同样是面对“钱墙”的新闻，其背后的路径、本质可能完全不一样。因此，我们在为凉山州建设村这样既解决了村民生存问题，又很好谋划了未来发展之路而产生巨大红利叫好的同时，千万警惕那种“一锤子”买卖的红利路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防止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，少留隐患。
